施平：亚洲最长寿男子的传奇人生

文 | 徐迅雷

A

时光敬仰生命，生命照亮时光。

新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开拓者、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浙江大学校友施平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6月29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13岁。

7月5日上午，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为施平同志送行。（据澎湃新闻、《解放日报》等媒体报道）

在施平先生逝世一个月之后，在7月29日，在查阅了众多资料之后，我写就了这篇文章，谨以此悼念施平先生。

▲2024年7月5日，上海龙华殡仪馆，告别施平先生。

施平原名施尔宜，后来是为了避开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而改名叫施平。1911年11月1日他出生于云南大姚县。1911年是清宣统三年，那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年，爆发了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施平成为中国最后一位去世的清朝人，他出生的第二年——1912年，就是民国元年了。

根据新四军研究会的介绍，施平辞世前，以113岁成为亚洲最年长男性和全球第三年长的男性。当然，这是“同期最长寿”的概念。按照中国的记录岁数的习惯，其实应该是114岁。

▲学生时代的青年施平。

施平的一生，是极为传奇的、精彩的一生。官方发布的施平简历，简明扼要：

1931年后，在南京金陵大学、浙江大学农学院、南京地政学院读书。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开始后，任中共浙江省云和县工委书记、庆元县委书记。1939年起，在香港、上海国际新闻社从事秘密新闻工作。1941年后，历任中共华中局苏中区党委调研室主任、地委民运部部长、华中野战军七纵队屯垦办事处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九地委南通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民运部部长，中共苏北区党委、青委、团委书记，农委副书记。

1951年后，到上海任华东团工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委副书记，华东团工委副书记、代书记。1953年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代校长。1960年在中央农业部教育局工作。1962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审查。

1978年8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1979年12月起，任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科学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4月起，任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

1985年12月离休。

这是施平这棵大树的主干，树干上面有着丰富的枝叶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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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平首先是“少年漂泊者”。

他出身书香世家，曾祖父是进士，祖父是贡生，到了父亲这一代家道中落，降为城市贫民。家境虽贫寒，但他的母亲富有远见卓识，有极高的智商，仅仅凭借用心聆听书生诵读，就能背诵四书，“我们弟兄读四书，就是她的口授”；母亲深知读书的重要，省吃俭用也要将儿子送去昆明上中学。

施平到昆明成德中学念书，参加了“青年努力会”，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后又漂泊辗转越南河内、香港、广州、上海、南京。他考上了美国教会办的南京金陵大学，但由于没钱上不起，他这位穷学生，转考进入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因为就读国立的大学有一定的政府资助。

那是1931年秋天，施平恰好20周岁。由此，施平有了不一般的浙江缘。

1931年刚刚入学，“九·一八”事变爆发，浙大农学院率先成立“学生抗日会”，20岁的施平被选为主席。11月，他带领杭州市2000余名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浙大学生率先声援北平学生；后经选举，施平出任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2月11日，杭州市万余学生集会，支援北平学生运动，在会上他发表了抗日救亡的主旨演讲；次日，在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代表会议上，经选举出任杭州市学生联合会主席。

1936年1月20日，25岁的施平在浙大面见蒋介石。对蒋的威胁恐吓，据理反驳，不为所屈。1月21日，蒋介石在杭州住处再次召见。对蒋的软硬兼施，不为所动。12月，施平在杭州以“共产党嫌疑”被捕人狱，经斗争7天后获释……

以上履历，记载于《施平文集》所附的《施平履历》中（详见第615至624页）。《施平文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10月出版，精装本，70万字，汇聚了施平一生的主要文章，这是一部厚重有分量的著作，是一部命运史和心灵史。

在文集的自序中，施平说：“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趋利避害，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不二法门。”

▲《施平文集》封面。

作为学生领袖的施平（那时名字还是施尔宜），两度直面当时可以“直面”的蒋介石。这是施平青年时代的华彩乐章。《施平文集》第一部分，收录了此前出版的回忆录《六十春秋风和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的主体内容，其中就有一节是《两见蒋介石》（第46至53页），详述了整个过程。

▲施平回忆录《六十春秋风和雨》封面。

那是1936年寒冬的杭州。1月20日上午8时左右，在浙江大学校长会客室里，蒋介石“召见”了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施平和副主席杨国华，目的是给“后院起火”来一次灭火。蒋介石开口的第一句话，就火药味十足：“施尔宜，你鼓动学潮，破坏了学校正常秩序，你要马上恢复学校秩序，恢复上课！”

对于蒋介石的呵斥，施平的回答是：“我们抗日救亡，要求政府抗战，要求政府罢免郭任远，是爱国爱校的，是全体同学的意见，要我恢复上课，我办不到。”

心理学家郭任远，是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1933年由蒋介石任命。

蒋介石继续大声吼叫：“你是学生领袖，领袖说的话，下面就要服从！”估计那时老蒋心里有一万个“娘希屁”在奔腾。

施平的回答仍然是：“我办不到。”

蒋介石转而到大礼堂，向全校学生发表“训话”，训话的大意是：你们是浙江的子弟，现在各地学生都在吵吵闹闹，说要抗日，都反对我，你们也反对我，你们让我丢面子，所以我要亲自来和你们谈。他要求学生们学习岳飞，“西湖岳王庙离你们不远，学他的至理：攘外必须先安内。”

训话结束后，一俟蒋介石离开，施平立即走上讲台，驳斥蒋的讲话。

次日下午2时左右，在西湖边的“澄庐”，蒋介石第二次“召见”施平和杨国华。临湖而筑的澄庐，原是实业家盛宣怀的儿子、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的别墅，后成为蒋介石在杭州的行辕。

施平和杨国华被一辆黑色轿车接到这里。这一次，蒋介石相当客气，一见面就请他们坐。“蒋的面容显得平静和蔼，随随便便，没有怒气。他的讲话自自然然，没有威势，好像家长对小辈拉家常。”蒋要求他们复课，同时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交换条件。

蒋介石的言辞过于委婉，当时施平似乎并未听明白。“拿到了毕业文凭以后，我才回想到和蒋的这次谈话，实际上他谈的老师问题，已是答应我们撤换郭任远，按我们的要求另派校长了；谈到我们‘好好读书’、‘前程远大’时，他已撤消了教育部开除我们两人的命令……”

施平和他领导的学生，当年通过抗争取得一个最重大的直接成果，就是迫使国民党南京政府撤换了浙大校长，由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教授接任。

浙江大学由此有了最杰出的校长竺可桢，无法超越。

1936年5月，竺可桢签发了由他签发的首批浙江大学毕业证书。对于施平来讲，这份毕业证书是极珍贵的历史记录。

▲施平的浙江大学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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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民党的统治，施平失望透顶。

1938年1月，27岁的施平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到浙南山区从事抗战等工作。“浙南山区是瓯江的发源地，瓯江由与福建相连的庆元、龙泉两县起始，经云和、丽水、青田至温州出海，其支流松阳溪上有遂昌、松阳二县。浙南山区，峰岭横天，层峦叠嶂，十分险峻，是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理想地区……”在《施平文集》中，有《浙南烽火》以及《我在庆元参加革命斗争的回忆》《我在云和、庆元参加革命斗争的回忆》等篇章，记载了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

在书中，施平讲到当时的大背景：黄绍竑回浙江接任省主席后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公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此纲领主要由中共人士帮助起草，主张抗战到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精神与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近；第二件，选定浙南山区（处州十县）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作为全省游击战争的指挥基地。这两件事之所以能进行，是全国团结抗日大好形势所迫，尤其因为1937年12月下旬杭州沦陷，国民党顽固派纷纷西逃，全浙形势十分紧张……

▲茅以升主持修建的钱塘江大桥刚开通不久，在杭州沦陷前夕不得不炸断。日军面对“钱江断桥”，也是徒唤奈何。

1938年初，施平被分配到云和县担任民政科长，这是公开的身份；而隐蔽的身份是中共浙江云和县工委书记。在他带领下，云和改革了“抽壮丁”的征兵制度，激发了民众抗日救亡的激情，“瓯江之滨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救亡波涛”。在云和期，施平利用公开身份筹办《云和快报》，并先后发表了《铲除汉奸》《本县没有爱国健儿吗？》等文章十数篇。

在云和工作3个月后，施平被调往偏僻的庆元县，进行新的开辟工作。那时浙江省临时省委在丽水，省委书记是刘英，刘英找他谈话，派他去庆元工作。庆元当年不通公路，需要“换穿草鞋，徒步而往”。1938年6月，中共庆元县委建立，施平出任书记。他在庆元的公开职务，是县政府的民政科长、抗日自卫委员会副主任、县抗日自卫团副司令。

施平在庆元工作时间不长，历时9个月。他领导的庆元县委，和国民党中的抗日派进行了合作，和顽固势力作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同时独立自主并积极地建立、发展了党组织，农民也开始发动了，“全县处于抗日救亡和革命高涨的热烈气氛之中”。其间，“在庆元我们办了一期乡镇事务员训练班，培养当地的青年骨干”，这个训练班办了3个月，对这些青年进行了启蒙教育，他们大多数是进步青年，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9年2月，施平离开庆元，到丽水担任浙江省建设厅油茶棉丝管理处视察员，编辑《茶人通讯》刊物。

1939年9月，施平离开了浙江，到皖南屯溪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皖南办事处”工作，担任调查统计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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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冬，施平调往桂林，在共产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工作，曾秘密担任华东沦陷区新闻工作站负责人、香港分社记者等职务。

“国际新闻社”是以无党派民间组织身份取得国民党政府承认的，总社设在广西桂林。施平说，“社长范长江、副社长胡愈之名驰中外，该社的主要成员有金仲华、夏衍、黄药眠、恽逸群、张铁生、孟秋江等、许多高级文化人都是它的参加者和撰稿人，其水平之高，影响之大，远非国民党‘中央社’可比。”

“我到国新社后，胡愈之要我留社多学习一些业务知识再去敌后。”之后，胡愈之派他到沦陷区采访，于是从桂林动身，经粤北山区绕道（此时广州已沦陷）深圳至香港，由港去沪，在上海秘密新闻站工作到9月，又回香港分社任采访部主任、记者。

之后，施平与著名报人、出版家邹韬奋有了一个特别的缘分。

邹韬奋1895年出生于福建永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在上海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他与沈钧儒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1月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名著名抗日民主人士逮捕并投入监狱，酿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才在7月31日得以释放。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2月15日，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秘密离开重庆，辗转抵达香港，决心“愿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与推进”。到达香港后，邹韬奋致力于政治活动，为实现民主政治奔走呼喊，他对于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1941年5月17日，邹韬奋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他在复刊词中大声疾呼：“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而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这就是韬奋的奋力、奋斗。

也在1941年春，华中新四军军部派人到香港，动员组织一批人到华中敌后根据地工作，施平自愿申请，并经过香港党组织负责人廖承志批准，于5月中旬动身经上海赴华中，在8月抵达苏中抗日根据地。

▲1941年，30岁的施平在苏中抗日根据地，英姿飒爽。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广东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香港营救出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700多人，其中就有邹韬奋。1942年1月，邹韬奋秘密赴东江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下达通缉令，何处捉到，就地惩办，格杀勿论。1942年11月，他乔装打扮从上海秘密进入苏中根据地，实地考察敌后抗战的情形，以及民主政治的实施状况。

苏中地区，地处京杭运河以东，是新四军第一师所在地，师长是粟裕。这里基本上是个游击根据地，战争频繁。邹韬奋进入苏中根据地后，“事事觉得新鲜”。他曾到东台县许墩乡了解该乡正在进行的民主选举，看完选举过程后，他盛赞根据地的民主建设，盛赞人民当家作主。他还十分兴奋地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会场气氛热烈，他最后带领全场振臂高呼：“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那时邹韬奋已经罹患脑癌绝症（也怀疑是“耳癌”），经常头痛欲裂，但没有治疗条件，只能买到洗耳朵消毒的双氧水。1943年1月，施平等人受命负责护送邹韬奋从南通去淮南新四军军部，骑马、担架、步行，在战斗的艰苦环境中，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六七百华里，走了20多天，在春节期间安全到达三师师部阜宁，这里距离军部不远了。护送任务完成，施平告别南返。

在《施平文集》中，有一节是《护送韬奋》（第67至75页），专门记述了这件事。施平盛赞韬奋：“在恶劣的环境中，他被迫数次流亡他乡，路费都靠借债和朋友的帮助而得，真是‘君子固穷’。”“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这种中华民族的硬骨头精神，可以和中国新文化的伟大旗手鲁迅媲美。”

邹韬奋在1943年3月到达淮南新四军军部，经医生确诊为脑癌绝症，根据地没有治疗脑癌的条件，随即护送回上海治疗。可惜上海也无法治愈，他经常陷入剧痛中，延续到1944年7月24日逝世，享年48岁。

邹韬奋的这趟考察之旅，艰辛危险，胡愈之在纪念邹韬奋的长文章《韬奋的死》（详见《胡愈之文集》第四卷第357至398页）中，也有较详细的记载。胡愈在文章中大声疾呼：“韬奋先生死了！一个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而斗争的伟大战士死了！我们后死者的责任是更加增重了。”

国共合作的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是，国共对立的三年大决战爆发了。

“我深深体会到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正确和伟大……若此势头从北伐革命战争时起，在现代民主原则的指引下不中断地发展下来，国家早已实现繁荣昌盛了。可惜的是，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国共两党接触的地方，出现在浙江抗日根据地中的这股反民主的逆流，不断地重复出现，愈演愈烈。”在文集中，施平有一个振聋发聩的发问：“最终爆发了国共两党的三年大决战，通过残酷的内战流血来决定中国的命运。该负历史责任的其谁欤？”（详见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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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施平有极为丰富的经历和阅历，但他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等职。

《施平文集》第一编的主体部分《六十春秋风和雨》，此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单独出版时，每一章每一节前面都有单独的、概括性的引语、按语，很精彩，可惜收入《施平文集》时被删掉了。

从五章的标题《风暴洗礼》《救亡浪尖》《战争风云》《火红年代》《激流漩涡》，可以看出后两章写的是建国之后的经历。《火红年代》中有一节标题是《胜利中的倾斜》，文前引语为：“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五反’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巩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但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左’风起于青萍之末……”（详见《六十春秋风和雨》第158页）

1951年秋，40岁的施平调上海，从事青年工作，担任华东青年团工委宣传部长，后任副书记、代书记。这里施平写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华东团委机关设在徐汇区东平路上原蒋介石的别墅，由于上海学生曾在此包围蒋介石，要求他停止内战，因此上海解放后，政府把这个有纪念意义的别墅拨给华东团委。”

1952年2月，全国大中城市的“五反”运动开始。“五反”是指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施平认为，由此也“开始刮起越来越大、破坏性越来越严重的党的‘左’风”；在“五反”斗争后，事情就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不顾条件地急急忙忙地跑步突入‘社会主义’……此后，起于‘五反’青萍之末的‘左’倾之风日益猖狂，达到‘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的程度，直到‘文化大革命’，把党和国家推到了万丈深渊的悬崖之边沿！”（详见《六十春秋风和雨》第158至171页、《施平文集》第97至105页）

这是极为深刻的历史反思。“觉醒是有痛苦的，但它比甜美的昏睡要实在。”

在《施平文集》《圣地取经》这一节中，施平写到1954年秋天，他作为中国农业代表团的一员，赴苏联参观取经。“到苏联去，好像是到圣地去朝拜。”可是，到了现场，他就发现“圣地”并不完美。

在苏联的第一餐，施平发现有好几只苍蝇一直在菜上飞来飞去，“我吃惊，社会主义的苏联还会有苍蝇！”除了苍蝇，苏联还有小偷。在逛莫斯科的百货公司时，挤在人群中的施平发现有一只手在拔他胸前小口袋里的钢笔，他一把抓住了这只手，一看是一个20岁左右的青年，“莫斯科还会有扒手”。这件“小事”让他非常难过，也让他得出结论：苏联还是有缺点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还会有非社会主义的小偷……（详见《施平文集》第108至111页）

历史总是这样，在宏观的大趋势中，向来都有微观的“微反应”。

▲1954年，施平在莫斯科。

时光很快来到1957年。“难忘的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触目惊心的社论《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向我们吹响了向‘右派’进攻的冲锋号，一场急风暴雨的大规模反击右派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终于来临了。”“清华动员大会后，北农大的反右派斗争立即开始……回到学校后，依照指示迅速、猛烈地展开了群众性反右派运动。”“北农大在反右运动中，教授的5%、学生的2%打成了右派，他们因之不断遭受种种打击。”施平的深切反省是：“‘反右’运动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我是学校反右运动的领导人，我向北农大所有被划为‘右派’的师生和干部深深地赔礼道歉。但我心上留下的阴影要完全消除是困难的，这是在我心上永远留下的又一个伤疤！ ”（详见《施平文集》第121至123页）

1958年，“大跃进”开始，随即“浮夸风”愈演愈烈，“放卫星”放得天昏地暗。“我那时也放过卫星，现在想来，自己是被压昏了。”施平反省说，“一个普通党员，能对党中央下达的重大决策去分辨是非吗？这就是要我做‘两面人’，既是真人，又是假人，真真假假。不想做‘两面人’，就非做‘两面人’不可，这是自己给自己演悲剧！”

到了1960年，施平自己也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直到两年半后才得“平反”。他说，“反右倾”开始，北京市委点名批判的北大副校长邹鲁风返校后经受不了批判斗争自杀了，“我在被批斗时也曾想到‘自杀’，问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详见《施平文集》第132页）

1962年5月平反后，施平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任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最初4年中，他多数时间在农村工作，“有一种平静、愉快的安全感”，“那时完全没有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正在脚下奔腾冲撞，即将破土而出，使大地生灵涂炭”。

施平在书中《狗尾巴草与麻雀》一节，详细记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详见《施平文集》第132至141页）。

1966年6月，他正在福建南平地区搞农村“四清”，突然接华东局通知，要他立即返回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接受机关干部批斗。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掀起“一月革命风暴”，在造反派的恐怖专政下，好几个部局级干部被迫自杀身亡：“如陈琏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她是蒋介石的‘笔杆子’陈布雷的女儿，是一个对党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共产党员。我所住的机关宿舍，共十七八户人家，其中就有4人自杀身亡（投黄浦、撞火车、上吊、跳楼），真是惨绝人寰。”

到了1967年12月，轮到施平头上了：“北京农业大学造反派来人揪我回校批斗。我被押上火车北去，这状况，使我想起了京戏‘苏三起解’……”随之，他在北农大的“生活”除了被批斗外，就是“劳动改造”，洗刷厕所，清扫马路。3个月之后，他又被放回上海，不让他回家，直接押回机关批斗。“我的家被造反派反复查抄，不仅把一些宝贵的、有价值的古书和内部发行的书抄走了，最使我痛心的是把我多年积累的资料抄走并弄丢了。”这也是《施平文集》中缺少了许多他早年写的文章的一大原因。

1968年12月3日，施平被宣布“罪行严重，态度恶劣，不老实交代罪行，经上海市革委会决定，立即实行‘隔离审查’”，他被投入了监狱，“有铁栓子拉动声和咔嚓的下锁声，它告诉我，我真的被关进了共产党自己的监狱”，他的“编号”是“276”。大名鼎鼎的演员赵丹，有一度和他关在同一个牢房里。牢房墙上是16字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施平写到牢房里有3件无人性的事：一是马桶放在房里，终日生活在臭气之中；二是蚊虫有进无出；三是夜不关灯，房屋低矮，灯泡直照头上……

施平一共坐牢4年又100天。“我偶然尝到了几分钟人性的幸福和甜蜜，这是一个‘狗尾巴草’的小故事”：

某一天，他被派去拔荒草，来到侧面的竹篱笆下，蹲着拔草。竹篱笆外人行道上，突然来了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下蹲了下来叫道：“老爷爷，你拔狗尾巴草有用吗？给我一根好吗？”

“声音是那样清脆、悦耳、天真和温柔，又那么有礼貌，叫我爷爷，不是‘276’号！我的心一下子和孩子拥抱在一起了……我一下子是人了，是孩子的爷爷了，我的灵魂飞到了一个理性的、公正的、文明的社会。我多么爱这孩子，若没有竹篱笆隔开，我一定把他紧紧拥抱在怀里，热烈地亲吻他的小脸，把盈眶的泪水流在他红彤彤的面庞上。”

施平激动地回答孩子说，我给你，不是一根，给你两根大狗尾巴草。随后他激动地塞给孩子好多根……

出狱后，施平到“干校”劳动，继续受审查两年多。“文革”结束后，他得到彻底平反。

施平在这一节文章的结尾这样评述：“这场惨绝人寰的‘文革’不将党和国家推向毁灭的边缘是不会回头的。终于，‘文革’的丧钟在1976年10月敲响了！”

▲白发苍苍的施平先生。

F

对于一个有认知、有良知的人来说，自己经历过深切的苦难，所以会对经历类似苦难者产生深切的共情与共鸣。

在《施平文集》中，最后一节《破晓前的星光》（详见第141至156页）是最为感人的，上万字的篇幅，写的是为王申酉平反的往事。文章的开头是：

“文革”十年是一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混沌年代。在这混沌年代里，不乏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真理的先觉者。这些先觉者中，有的虽遭受残酷斗争，百般折磨，但仍活到破晓，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第二次解放；有的却只留下铮铮铁骨和光辉的思想，而躯体却已被黄土掩埋，成了破晓前星辰留下的一道璀璨星光。王申酉即是后者之一。

1978年8月1日，67岁的施平到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叫“上海师范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平反冤假错案。这所大学从建立到粉碎“四人帮”的22年中，造成的冤假错案有700 余件，大多发生于“文革”，在“文革”中冤死的达30余人。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施平说，“平反冤假错案，一秒钟也不能耽误”。

一年后的1979年8月1日，他接到师大毕业的一位研究生写的信。信中说，粉碎“四人帮”半年后，1977年4月初，上海法院判处死刑枪决的师大物理系毕业生王申酉，可能有错，希予查处。施平仔细阅读材料，发觉所谓“万言黑文”，只是王申酉给恋爱对象写的一封情书！“私人情书上有恶毒攻击之词怎么就会犯杀头之罪呢？”

“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王申酉又是一家，施平忧在心中。

1962年，王申酉以优秀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无线电物理专业。他当时18岁，正在长身体，粮食定量不够吃，而学校的“劳动课”越来越多。王申酉由此萌发了对国家政治现实的思考，开始窥探复杂庞大的社会领域。

“文革”开始后，王申酉尽管遭到反对派的隔离审查、轮番毒打，仍然坚持学习英语、德语，潜心阅读科技及其他方面的书籍，关心国家及世界大事。1968年1月“清队”时，王申酉受到残酷批斗。学校向市公检法军管会控告他书写反动日记、收听敌台广播和盗窃学校大量书籍，于是，他被逮捕，投狱一年零三个月。

1970年11月，王申酉被学校送往苏北大丰（农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在这里，一场惊人的学习开始了。带着诸多迷惘、困惑的问题，王申酉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话、原意中去找答案。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集中精力通读《资本论》3遍，通读《马恩全集》到第十三卷。他逐渐觉得眼睛明亮了，敏锐了。他首先对“文革”作出了结论：“他们根本不是马列，不过是挂着马列牌子的封建主义而已。”

王申酉已经到了谈恋爱的年纪，但几次谈都被学校保卫组破坏掉了。1976年2月，王申酉已31岁。有人为王申酉介绍了一位青年女工，王申酉打算写一封长信向女友全面表白他的世界观和对各种问题的看法。1976年9月10日，就在他埋头写信时，监视他的工人突然到来，王申酉一惊立即撕碎信纸，一部分塞进口中，一部分送到洗水槽里，一部分撕碎的纸片被夺走后拼起来成了“反革命黑文”。王申酉立刻被抓。

对王申酉的审讯，从粉碎“四人帮”前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后。一次审讯中，审讯员给了他一支笔、一沓纸，责令他把“万言黑文”的全文重新写出来。王申酉的这封长信，是他长期学习思考的思想结晶，所以法庭虽没有把撕碎的剩余纸片给他，他却凭着记忆，仅用5天时间，就把原意写得既清楚又完整，还把两万字的原信扩充到6万字。他直接征引大量马列的话，和原意都无出入，许多句子甚至和原书完全一样，好像照抄而来……

施平在文章中感慨：“王申酉写的时候，如行云流水，一泻千里，一天写一万多字，这是多么惊人的速度，多么良好的记忆和扎实的理论根底啊！”

在信中，王申酉谈了对各个历史阶段的认识，就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他鲜明地指出：“现在，无论什么人，在口头上都承认价值规律这样一条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的规律仍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起作用。价值规律起源于商品经济，只要社会主义以商品经济形式进行，价值规律就一定起作用。”

施平评价：“王申酉这封长信，全是打倒‘四人帮’以前所形成的真知灼见。”他认为，在“四人帮”覆灭前，在当时黑沉沉的中国大地上，有如此精深正确的观察、高水平的先见，是多么难能可贵，王申酉的不少分析和预见，为粉碎“四人帮”以后迄今党的政策理论和实践所证实。据此以反革命罪加以处死，实属莫大冤案，这又一次为“两个凡是”路线的错误提供了佐证。

“别人加给我的罪名，正是我的成就。”这是王申酉在日记中说的话。

经由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查，终于最后作出结论，认为王申酉是一个好青年，没有死于“四人帮”横行时期，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处决，是不幸事件。1981年4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举行了为王申酉平反的全市千人大会。

《施平文集》中收有《在王申酉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摘要）》（详见第283至285页），施平在发言中概括了王申酉六个特点，其中第三个特点是：

他厌恶破坏文化、摧残人才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他在1966年6月11日的记中写道：“我感到一种狂暴的心情在袭击着我的心，难道彭真、邓拓、吴晗等人的政治生命消失了么？”“一些别有用心的批判者，别有用心地拼命咒骂邓拓等人，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骂出最刻毒的词句，对他的文章提出难以想象的解释和歪曲原意的引申。”1967年4月30日的日记写道：“……一班无赖、流氓小人则反而上台了，这是一个大大的玩笑……”

在发言的最后，施平说：“王申酉同志的死告诉我们，一定要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一定要按照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办事，一定要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两个‘凡是’，只有这样，才能使类似王申酉同志这样的社会悲剧不至重演。”

施平还主持了有关善后工作，他对王申酉的父亲说：“你养了个了不起的儿子。”王申酉父亲闻言，当场流下了泪水。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勇敢的思想者的群象中，女性多于男性。男性主要是王申酉、遇罗克两人，遇罗克是经典名篇《出身论》的作者，1970年作为政治犯被判死刑，1979年平反昭雪。女性有张志新、林昭、李九莲、钟海源、方忠谋等。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胡平的代表作《中国的眸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9年4月第1版）一书，抒写了李九莲——1968年，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因在给男友的信中剖露对“文革”的不满，被告密，招来杀身之祸，后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获得平反。

时间是无情的旁观者，历史是终级的审判者。这些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孤勇者，永远活着。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马嵩山，当年是施平《六十春秋风和雨》一书的责任编辑；而且，上世纪50年代初在华东团委工作期间，他还做过施平的秘书。他在《笔耕在年轻的世界》（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一书中，以一篇《对一位先驱者的纪念》，详述了施平与王申酉平反的往事（详见第97至106页）。

“在我敬仰的众多英雄人物中，有几位使我久久难忘，任凭岁月波涛的冲刷，我始终不能将他们从心中撇开……他们都是‘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的人’(莱辛语)。”作者说，王申酉是一个时代的先觉者，是一匹在万马齐喑的黑暗中鸣时代之先声的天马，是一个用自己的生命去表达全民族心声的人；而施平“这位大难不死的老干部复出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带着一头青丝含冤九泉的王申酉平反”……

“在我和施平同志讨论书稿的过程中，每提及王申酉，他总是心潮起伏，对王申酉赞不绝口，一次又一次……”作者还真切地说，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干部为含冤九泉的优秀青年王申酉奔走呼号，为他的过早去世不止一次地洒下热泪，这件事说明，“代际的差别决不是阻碍两代人心灵沟通的屏障”；而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民族，“不应该忘记所有那些为了民族的苏醒和振兴而奋力呐喊过的儿女们”。

2002年8月，《人民日报》资深记者金凤和著名学者丁东联手整理的《王申酉文集》由香港高文出版社出版，文集由著名的新闻界老前辈钟沛璋先生作序。

这正是：“坟墓压不住他，他又站起来了！”

▲高文出版社出版的《王申酉文集》封面。

2004年1月29日，施平在《南方周末》发表了长篇纪实作品《王申酉昭雪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一个人心中，不能只有天下，而无苍生。

前人挖的坑，后代要补上，而不是重蹈覆辙，继续挖坑。

敢于直面问题，敢于纠正错误，这才是真正优秀的共产党人。

而对历史问题的严肃纠错，正是走向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的前提基础。

G

在较长时间里，施平都是教育工作者、高校的领导人。

1952年至1953年，中国高校院系大调整。1953年10月，施平被任命为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此前，北农大领导乐天宇推行“李森科主义”，禁止教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打击现代遗传学家，导致由北大并入农大的李景均教授经由香港离国出走；乐天宇被高层领导撤职，施平就任北农大党委书记后，做了很多反“左”的工作，为知识分子松绑，从而为中国农业大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常年为农大师生传颂。

而在华东师范大学的5年里，“一把手”施平做了许多“前无古人尚无来者”的改革大事：试行党政分开，试行“教授治校”的民主机制，首创民主票选推荐校领导——毕业于浙江大学、当时49岁的物理系主任袁运开，经民主推荐为副校长，后又被任命为校长。

施平有着开放的眼光。1981年，他70岁的时候，担任中国教育部教育代表团团长，率团赴美国考察教育情况。1984年12月22日，他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访日代表团副团长，赴日本访问。从1950年代赴苏联取经，到如今赴日本、美国访问，这就叫变化。

▲1981年，施平（中排右二）率领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合影留念。

施平高度关心知识分子。《施平文集》第三编是《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思考》，一组厚实的文章，真正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理论与精神品格。

“要把高等教育办好，就不可以‘左’。”后来施平谈教育，开口仍是这句话，“我当年是这样认为，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

在晚年，他依旧念念不忘自己的教育理想：“我曾去美国考察，看到他们的师生间是很平等的。学生可以自学课业，随后带着问题到课堂上和老师讨论。一节课上，老师讲得不多，大多时间是在讨论。我觉得这样的形式是很好的，大学应当提倡这种‘面对面’教学。大学的‘围墙’被拆除了，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对所有人开放，人人都能够享受高等教育的资源。从幼儿园开始，教育的费用就由国家来承担……”

2015年，施平与老校长竺可桢等17人，一起入选第三批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名单。

▲1980年在华东师大校园里，施平席地而坐，与学生促膝谈心。

H

施平是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院士的祖父，他坚定支持施一公赴美国留学，也坚定支持施一公从美国回祖国执教，还坚定支持施一公到杭州创办西湖大学。

不久前，施一公出版了首部文学作品《自我突围》（中信出版社2023年4月第1版），书中两篇文章给人深刻印象，一是《父亲是我最崇拜的人》，二是《我眼中的爷爷》（详见该书第8至24页）。

▲《自我突围》是施一公首部文学作品。

施一公说得好：“一个人生活的时代，塑造了一个人的价值观，也承载了一个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父亲是我最崇拜的人》中写到，“爷爷年轻时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后来离开了家乡云南，就读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在那里与我的奶奶杨琳相爱并结婚。奶奶是当时杭州进步学生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并因此被国民党政府判定是共产党员而被捕入狱。1935年1月5日，我的父亲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出生后18天，他的母亲就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为了纪念和怀念奶奶，爷爷给父亲起名施怀琳。”

这里一个叙述不够准确——“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在《六十春秋风和雨》中有一节《低谷追求》（详见《施平文集》第31至39页），施平回忆了与杨琳相恋结婚历程，以及那时的艰辛困苦。

“在抗日救亡的学生请愿斗争中，我结识了杨琳同学。”杨琳是进步女青年，来自江苏丹阳，出身小康家庭。在杨琳童年的时候，封建顽固的父亲就把她许给他的至交好友之子为妻。杨琳与施平偷偷地恋爱结婚，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宣布和她断绝父女关系，不再给钱供她上大学，这使他们的生活陷于极大的困境之中。

1932年4月，一个理想的机会从天而降：“工学团”招收青年到苏联半工半读。施平与杨琳两人完全符合条件报名了，结果因“工学团”是宋庆龄发起的，被国民党查禁，这条生路也被断了。

1934年12月，杨琳怀孕七个多月时，国民党派人来通知她去“浙江省反省院”去自首。杨琳本来就缺少营养、身体虚弱，受到惊吓之后早产了。1935年1月5日诞下孩子后，“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下午突然发高烧，烧到40度”，高烧继续到晚上，杨琳陷入昏迷，眼睛也睁不开了；到第三天中午——1935年1月8日，在施平的怀抱里，杨琳离开了这个世界……

杨琳得的应该就是产褥热，即“产后发热”，是产褥感染引发的持续高热， 那时候接生和医疗条件太差，产褥热死亡率很高。

“眼看着最亲爱的妻子，共同战斗、共度困难的同志、战友被装进棺材，我痛心疾首，眼泪洒在她的尸体上！我们何其不幸！人间的悲惨命运竟落在了我们两人身上。我心中升起了对国民党的仇恨！若他们不来逼杨琳‘自首’，我们的孩子一定不会早产，杨琳就不会如此死去。”

由于没钱买墓地，棺材只好先存放在西湖边宝石山下一家替人停放棺材的“山庄”里，一年后才安葬在杭州市第一公墓。

施怀琳——施平怀念杨琳。

擦干眼泪，继续前进。

施怀琳就是施一公的父亲。施一公介绍：“爷爷随后投身革命、参加抗战，无暇照顾我的父亲，只能把他托付给亲戚朋友抚养长大。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爷爷四处打听，才辗转在云南老家找到我的父亲，并把他接到北京身边。父亲从出生就命苦，可以说没有真正见到过生母，而直到长大成人后才与生父第一次团聚。”

施平后来的夫人是蒋炜。

▲2006年，施平和夫人蒋炜在承德避暑山庄。

1967年5月5日，施一公出生在河南郑州。彼时正处在“文革”高潮阶段，父亲施怀琳给儿子取了一个响亮而不俗的名字“施一公”，取意一心为公。

直到1981年暑假，施一公结束了初二年级的学习，和二姐一起坐绿皮火车到了上海，才第一次见到施平爷爷。

1990年4月2日，23岁的施一公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赴美国留学。施平是施一公赴美国留学的坚定支持者。

在35岁时，施一公成为美国常春藤高校——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1990年4月2日，上海虹桥机场，奶奶蒋炜、爷爷施平、母亲姜小英、姐姐施云楠（从左至右）送施一公赴美留学。

1996年，已经85岁高龄的爷爷和70多岁的奶奶来美国，施一公带着两位老人游玩，发现爷爷特别喜欢游玩，更酷爱拍照。而且，爷爷似乎不知道累，“走了一天的路，29岁的我全身疲乏，两腿又酸又累，但85岁的爷爷兴致盎然、意犹未尽，总想再多看一会儿，多拍几张照片”。

2007年5月，施一公全职回国。彼时亲戚朋友几乎一致反对，但爷爷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和支持，爷爷成了他的坚强后盾。

施一公说：“游子归乡，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报效血脉相连的父老乡亲！这是最自然不过也最让人自豪的成就感！”

2015年，施一公和一群同道开始创办西湖大学，爷爷对此又是非常关心和支持。2018年4月，施一公辞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来到杭州——这个他父亲出生的城市，全职出任西湖大学校长。

2020年10月下旬，施一公来到爷爷战斗过的庆元县，“站在咏归桥上，忍不住感慨过去几十年的巨大变迁”……

▲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院士与祖父施平的合影。

I

时光见证生命的怒放。

一生传奇，传奇一生。施平成为同期亚洲最长寿的男性，在基因之外，还有什么长寿秘诀？

施一公说，和爷爷接触，常常会对“返老还童”和“老顽童”这两个词有更深入的理解。即便在轮椅上，爷爷也常常请求护士推着他到医院的花园里赏花、拍照。虽然无法行走，但爷爷的头脑依然灵活，尤其乐于关注新鲜事物，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特别感兴趣，也常常问一些时髦的问题。有一次，他突然问施一公：“机器学习的原理是怎么一回事儿？”搞得施一公一时回答不上来。

▲华东师大教师陈明园油画作品《施平书记肖像》。

“返老还童”的施平，俨然是一位“文艺青年”，爱摄影，爱旅游，爱看书，爱写作。他甚至还写诗歌，1996年85岁时，发表富有激情的诗作《海粟，我呼唤你》。

中学时，施平在学校的话剧和舞蹈演出中是骨干，特别是舞蹈，在校内外都颇有点“名气”。少年时代的他目睹“四·一二”政变，曾一度对政治灰心丧气，转身埋头于西洋水彩画中。

“老年更发少年狂，吟啸徐行又起航。”晚年的他尤其爱好摄影，前后一共出版过5本影集，所摄大多是植物花卉和自然景色。施老学农出身，他跟植物花卉特别有感情。他说：“摄影带给我的不仅是一种美的享受，对身体也有很大好处，比如你要拍一朵花，肯定要四处乱窜，各处找位置。拍摄的照片可以送给亲朋好友欣赏，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花卉山水风情——施平摄影集》封面。新四军老战友、《辞海》主编夏征农题写书名。

▲施平摄影作品《荷池》（详见《花卉山水风情——施平摄影集》）。

▲施平摄影作品，详见《花卉山水风情——施平摄影集》。

施平分别在76岁和83岁时，两次漫游大西北，既拍又写，他说那是他大学时代以来一直念念不忘的地方。《施平文集》的第五编，就是走进大西北的游记。

2021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刊发了著名学者邓伟志的文章《我为施平推轮椅》，其中讲到施平长寿的秘诀，留给我深刻印象：“我觉得他能活这么久与他的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他办事镇定自若，处之泰然，云卷云舒，宠辱不惊，再难的问题他都能从容处理。”“开放了，他把孙子施一公送出去深造，施一公学成了，他一句话让施一公回来报效祖国，老祖父心平气和。心公平，气温和，是施平长寿的第一要素。”

是的，百岁老人的共性是心好、心情好，事看正面、心存正念，真正养生的方法其实都不怎么花钱。

▲老年施平，111岁留影。

“心好”与“心情好”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真正长寿的人，本质上都是好人。尽管有时候坏蛋看起来活得更好。

施平先生德高望重，受到了大家的尊敬；而他自己谦逊地称自己是一只“土拨鼠”：“长着一双有力的前爪，匐伏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东拨土，西拨土，种鲜花，去杂芜。”

是的，他是一只毕生勤奋、活了113岁的理想主义“土拨鼠”！

人生留胜迹，后辈复景行。

（作者系《日本华侨报》专栏作家、香港新闻社日本分社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