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的重大理论意义

文 | 韩大元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一国两制’实践也进入了新阶段”。“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是习近平主席对“一国两制”的历史方位与时代意义作出的重要论断,在“一国两制”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使命。

“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的时代背景

全面理解“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的重大理论意义,首先要思考提出这一重要论断的时代背景。

“一国两制”从伟大构想到成功实践,在不同发展阶段都有其不同的实践命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考虑解决台湾、香港问题时,力求突破西方传统治理理论和治理模式,努力消解不同制度之间的张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将“国家统一”列为20世纪需要完成的三大任务之一,系统地阐述了国家统一与“一国两制”方针理念。1984年6月22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业界访京团时系统地阐述“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即“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1997年、1999年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祖国,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是对“一国两制”在港澳成功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进一步丰富了“一国两制”理论体系,为“一国两制”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

“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要求。中共二十大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深化改革已有明确的目标,即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49年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香港特别行政区业已进入“五十年不变”的新阶段,澳门特别行政区也刚好迎来回归50周年,“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必将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注入新的内涵。

港澳回归以来,尽管“一国两制”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面临各种风险与挑战,极端不确定的国际政治环境给“一国两制”实践带来严峻的考验。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对于当前面临的国际形势,中共二十大已做出科学的研判,即“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进入新阶段的“一国两制”事业必将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不确定的国际秩序中,应通过港澳发挥更加开放与国际化的制度优势,服务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的制度价值

习近平主席在重要讲话中首次鲜明提出“一国两制”的价值理念内涵,即“‘一国两制’蕴含的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值得共同守护”。这是对“一国两制”核心要义的高度概括,把它定位在“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赋予了“一国两制”更丰富的世界意义与时代意义。可以说,这一论断将国家、港澳与世界的共同价值连接起来,并向国际社会清晰地传递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坚持“一国两制”的意志和决心,体现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心。

首先,和平理念是“一国两制”方针所追求的核心理念与价值。中国共产党将和平理念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系列指导思想与制度理念,形成了“一国两制”的和平观,为世界塑造了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样板与理念。邓小平曾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自己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当今世界实行不同的制度,但有一个基本的文明共识,即如何通过科技、思想与制度营造和平,让全人类在和平的环境中过着有尊严的生活。可以说,“一国两制”在维护主权的原则下,以其高度灵活的互惠哲学构建具有创造性的和平哲学。

其次,“一国两制”制度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蕴含着丰富的包容与开放性。“一国两制”方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开阔的国际视野与政治智慧。港澳回归以来之所以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得归功于“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体现的包容和开放理念。夏宝龙主任指出,这种包容性,体现在价值理念的多元,无论持何种思想观念、何种政治取态、何种宗教信仰,都可以在这里自由地生活;体现在文明的多样,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族裔、不同的文化,都可以在这里交流互鉴。开放性意味着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港澳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与世界经济体系深度融合,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合作的重要桥梁和平台。可以说,“一国两制”是体现最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制度体系,凝聚了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

再次,“一国两制”方针体现了共享性这一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共享性意味着合作共赢、互利互惠。“一国两制”的制度价值值得中国与世界共同分享和守护。共享理念的提出,拓展了“一国两制”的世界意义,使“一国两制”成为我国为世界发展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共享价值,为各国投资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让投资者分享制度红利,大家共同成为“一国两制”事业的攸关者与受益者,我们需要共同珍惜和守护这一来之不易的文明成果。

“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的任务使命

首先,着眼于澳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打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广泛拓展国际联系,提升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强化港澳的国际化优势和特色,打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是港澳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的关键点,也是“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的重要特点。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对香港而言,要发挥好“超级联系人”作用,必须健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毕竟“一国两制”实践进入新阶段,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与“两个大局”发展,我们需要从战略与全局高度发挥好“联通”世界的桥头堡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为国家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是新阶段“一国两制”实践的核心功能,是内地任何城市无法替代的。

其次,为了适应“一国两制”实践新阶段的要求,需要大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以外国人听得懂的生动语言讲好港澳故事、“一国两制”故事,增强“一国两制”国际传播的感染力。在“一国两制”下,不同法系、不同法律制度以及不同法律文化和谐共存,体现了开放、融合与多样性,创造了世界法治体系的新制度形态,也成为比较法上的独一无二的样本。如香港继续保持普通法制度,维护自由开放规范营商环境,以法治这一金色招牌参与全球治理;澳门立足“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不仅拓展与葡语国家更广泛的合作,同时要走向非葡语国家,让世界看到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港澳之所以能成为国际城市,吸引大量外国游客,就是因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分享城市发展的红利。让更多的外国人到港澳旅游、工作与生活,有助于扩大“一国两制”的国际影响力,让世界分享“一国两制”的价值,以“自塑”的中国形象破解“他塑”的中国偏见,提升“一国两制”在全球的吸引力。

再次,从学术范式建构方面,“一国两制”理论是当代中国的法学理论中最具标志性的学术话语,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典范。我们要珍惜中国人民在中国土地上创造的这一独特的知识体系,以学术话语凝练在“一国两制”实践中蕴含的哲理、学理与法理,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与世界各国学者交流,将“一国两制”的学术话语推向国际社会,为国际学术界认识、研究“一国两制”提供学术范畴与经验。中国的学术界正努力构建植根于本土、面向中国实践并对人类发展有贡献的自主知识体系。但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是封闭的,更不是仅仅本土化的学术范式,它是开放、包容与多元的知识体系,要立足于中国,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为其使命。“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积累了不少经验和知识,需要学术界进行学理化诠释,以学术话语探索具有解释力与说服力的“一国两制”理论范式。在“一国两制”的新发展阶段,内地与港澳学者应积极挖掘“一国两制”这一源自中华法治文明的崭新制度背后的历史与理论逻辑,以中国鲜活的实践丰富世界法学体系,在知识变革的时代,让世界分享“一国两制”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基本法保障的学术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也是“一国两制”下港澳保持创新与活力的基础。为此,我们需要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心态广泛开展“一国两制”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一国两制”实践的辩证逻辑

总而言之,“一国两制”发展的内在逻辑是辩证法。在“一国”与“两制”、发展与安全、“内联”与“外通”、核心与多元等重要范畴的理解上,我们需要摒弃传统的“对立”思维,要以发展、平衡、综合与动态的思维看待实践中的问题。如在“一国”与“两制”问题上,首先要坚守“一国”,但在守护好“一国”的同时,也要坚定实行“两制”,尊重“两制”差异性,保持好港澳资本主义制度和港澳居民熟悉的生活方式。这是“一国两制”方针的应有之义。我们强调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要发挥各自制度的优势与特色,探索制度发展的新增长点,并不是把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改造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如果“两制”差异消失,或者淡化,那么“一国两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优势与特色。

进入新阶段的“一国两制”实践,需要我们遵循“一国两制”发展规律,回归法治常识,守护“一国两制”的初心。早在1984年10月,邓小平针对“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问题深刻指出,“五十年不变”并不表示香港在回归祖国后什么都不会变、不能变或不应该变,“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向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40年后的今天,重温邓小平关于“变”与“不变”的精辟论述,倍感睿智。

习近平主席指出,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一国两制”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制度创新,它与其他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并无固定的样本,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需要经受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加以完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所所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