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特朗普和平方案是欧洲安全的“毒丸”吗？

“特朗普和平方案”将带来一个更加碎片化的全球秩序和安全格局。

文 | 田飞龙

在欧洲慕安会上出现了若干奇特的场景:其一,泽连斯基拒签稀土矿产协议;其二,万斯演讲痛批欧洲民主;其三,美俄谈判绕过乌克兰甚至欧洲;其四,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基本目标可能部分达成,乌克兰主权权益遭受忽视或损害。这些都根源于“特朗普和平方案”。特朗普方案是其国际政治“交易艺术”的第一大单,但其价值立场和操作手法令乌克兰和欧洲盟友大跌眼镜,甚至无法接受。受万斯演讲的刺激,慕安会主席在闭幕致辞中潸然泪下,悲痛于欧美价值同盟的破裂以及欧洲安全的黯淡前景。尽管欧洲国家信誓旦旦“战略自主”,但习惯于在安全与外交上依赖美国的欧洲,一旦失去美国保护,真的能够做到自主吗?

乌克兰问题严格而言是一个欧洲传统安全问题,涉及北约与俄罗斯的地缘安全保障斗争。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最初主要目标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其理由是这种加入行为损害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俄罗斯理解的安全不是形式上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而是世界主要大国甚至帝国的势力范围的安全。普京主义是新彼得大帝主义,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扩大版。但北约的价值观至少表面上是自由主义,乌克兰基于相同价值观要求加入北约获得安全。乌克兰的安全追求成为俄罗斯不安全的来源,矛盾由此产生。

经过三年的俄乌战争,俄罗斯在乌东地区取得军事进展和成果,但也不是压倒性优势,是僵持状态,而乌克兰在北约支持下反攻俄罗斯领土,取得了一定的占领成果。在拜登政府任内,美西方对乌克兰全力支持,对俄罗斯展开“全体系制裁”,大有藉助乌克兰战争结构性削弱俄罗斯的战略意志。这一切西方援助至少在表面与形式上是打着自由民主同盟的旗号的。欧洲各国咬着牙支持也有很大程度上的价值观因素。欧洲人可能比美国人在自由民主价值观上更加较真。

三年战争,输家很多,渴望和平的人很多,但实现什么样的和平不仅事关欧洲安全新架构,也事关国际政治的基本正义性。这种正义性不一定是全部符合欧洲或乌克兰的价值观与利益主张,但至少不能过于偏离国际法基本原则,否则任何解决方案都可能是新的冲突的导火索。这在欧洲历史上并不少见。由此来看特朗普和平方案,颇有欧洲安全的“毒丸”性质,是纯粹美国优先与美俄妥协的产物,因而必然遭受到乌克兰及欧洲的质疑和抵制。

特朗普和平方案的要点在于:其一,现实主义,以战争现状特别是领土占领的现状来谈判,这对乌克兰非常不利,泽连斯基提出的“交换领土”的和平倡议无人理会,俄罗斯也绝对不会同意;其二,核心资产控制权,即美国所有对乌克兰的援助必须偿还,而且要以美国指定的乌克兰核心资产(如稀土等)进行偿还,定价权自然是美国说了算,这可能导致乌克兰国家破产,资源主权丧失,国民经济陷入停滞;其三,美俄妥协,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部分承认俄罗斯占领现状的合法性,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到破坏;其四,甩锅主义,将乌克兰后续的援助或安全保障责任完全抛给欧洲,并在安全、外交与选举方面以右翼思潮批判和改造欧洲。

这一和平方案直接伤害的是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破坏的是三年里乌克兰与北约之间的所谓“战时同盟”关系,尽管这种同盟关系本就各怀打算,并不真正牢固。而这种和平方案伤害最大的是欧洲的民主价值观与对美国的安全信赖。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万斯演讲是一种精神批判和挑战,是自由主义阵营的大家长(美国)对欧洲盟友内部事务的道德和政治批判,并推动欧洲选举政治右转。比较而言,拜登主义和民主党路线跟欧洲民主价值观更契合,他们都是基本权利与多元主义的产物。但特朗普主义不是,这一路线是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奇特结合,是新教伦理与实用主义的奇特结合,是古典美国道德与商业交易准则的结合。因此,很难从特朗普和平方案中清晰指认其政治思想路线,这是一种混杂多重元素但最内核是美国优先的美式保守主义。欧洲尽管也出现了右翼势力抬头现象,但二战后的欧洲至今所形成的主流政治文化仍然是基本权利和多元主义,欧洲的选举政治和公民社会尚不具备足够的内部力量逆转这样的长期主流传统。所以,万斯演讲如同在欧洲精神的心脏地带投下了重磅炸弹,是保守主义美国对后现代欧洲的道德和政治大批判。万斯讽刺欧洲各国害怕人民和民主,以人权和法治名义遏制异己,但欧洲真正害怕的是“希特勒归来”,所以采取了各种“防卫型民主”的法律规制措施。当下的欧美确实出现了价值认同危机和精神内战。

基于上述分析,乌克兰与欧洲国家之间面临美俄大妥协带来的巨大的地缘安全冲击,以及道德和政治民主的思想冲击,是无法避免的。特朗普和平方案是乌克兰与欧洲所习惯信赖的那个“自由美国”的异化方案,是西方自由阵营的“毒丸”。美国当然有足够能力强加其和平方案给乌克兰和欧洲,实现美俄大妥协,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接管乌克兰核心资产,部分回应和满足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基本目标,但这种国际政治大交易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即结构性破坏欧美同盟信任关系,造成代理人战争的“乌克兰先例”,以及催生欧洲安全新的危机与隐患。但是从美国优先的交易结果及民族主义目标来看,特朗普肯定是赢了。可是这种赢的结果,是以美国的全球软实力与领导权为代价的。当美国不“美”,乌克兰是直接受害者,欧洲安全并没有获得更稳固的政治法律基础,美俄大妥协与欧美大分歧所带来的肯定是一个更加碎片化的全球秩序和安全格局。世界陷入缺乏原则和价值边界的“交易主义”泥潭,全球化和人类和平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风险挑战。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