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制度优势引才回流 折射“东升西降”大势

文｜沈 逸

2024年至2025年间，众多顶尖科学家选择将实验室从美国波士顿剑桥城迁往中国合肥科学岛，把科研档案从硅谷科技巨头转至西湖大学，这种现象绝非偶然的人才流动，而是中美战略竞争在人才领域的具象化投射。在这场决定未来全球秩序的关键较量中，人才迁徙轨迹的转向，折射出中美之间国家治理能力与制度效能的核心差异。中国通过“全政府—全社会”途径系统性构建政策支持、产业需求与文化认同的“黄金三角”，正在重塑全球创新生态的运行规则。

中央展现出对科技创新规律的深刻把握，通过制度创新消除阻碍人才发展的外部约束。据报道，合肥科学岛为核聚变专家刘畅团队配备12,800块A100芯片的实时调用权限，上海交通大学为潘林枫搭建价值过亿的原位光谱分析系统，这些硬件投入背后是“战略耐心资本”的制度设计。

政策体系构建良性创科环境

政策“工具箱”的创新性运用更体现在“容错机制”与“数据生态”建设。西湖大学为齐国君提供10年科研容错期，允许其在生成式AI领域进行试错迭代；南京大学符天凡团队能跨机构调用覆盖2.3亿患者的医疗数据训练AI药物模型。这种政策组合拳破解了西方长期存在的“数据孤岛”困境，使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周期从美国的5.1年压缩至2.4年。

美国政府近年的政策选择与中国政府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在2018年至2022年间实施“中国行动计划”，要求94个地区司法部门每年至少提出一至两宗针对中国的诉讼，以应对所谓的来自外国的“安全和技术威胁”。该计划的持续发酵导致72％的华裔科学家感到职业环境恶化。今年3月，美国又提出《学术安全法案》，试图通过技术封锁维持优势。这一做法本质上暴露了美国制度自信的持续流失。

产业需求牵引加速创新转化

我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与市场需求，为科技人才搭建了独特的“创新加速器”，催生了“实验室—中试基地—产业园区”的立体化布局，实现了科研攻关与工程验证的无缝对接。

市场端的需求爆发催生了新型研发范式。符天凡团队开发的临床试验预测模型，在回国6个月内即完成与恒瑞医药等企业的验证合作；胡懿娟发现的K63泛素化酶靶点，9个月就走完从机理发现到默沙东15亿美元授权合作的转化路径。这种“需求侧倒逼研发迭代”的机制，使中国在AI制药领域的新药发现效率变得越来越高。这些案例充分显示，中国正在用“开放式创新”重构全球“技术—产品—产业”的转化路径。

美国硅谷近年显露的短期功利化趋势同样与中国的选择形成鲜明的对比。IBM、谷歌等企业裁撤长期基础研究部门，国家实验室经费向“可量化产出”项目倾斜，这种选择固然带来季度财报的亮眼数据，却削弱了颠覆性创新的土壤。当中国在可控核聚变领域主导ITER安全标准修订时，美国ITER团队仍在技术路线上争论不休，“市场逻辑”的短视与“战略定力”的长线，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已经开始在竞争中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文化认同凝聚非物质吸引力

人才竞争本质上是“认同”的较量。数学家林华新放弃俄勒冈大学终身教职时坦言：“在美三十年，始终是学术体系的边缘人。”相比之下，上海数学交叉研究院不仅给予其学科规划参与权，更创造性地将C＊－代数研究纳入国家“数学＋”百亿专项，这种文化认同、制度支持与价值共振，构成了超越物质条件的深层吸引力。

归国科学家群体中，“90后新生代”的崛起更具启示意义。潘林枫拒绝巴斯夫天价买断选择回国创业，孙少聪顶着FBI调查压力坚持带回“K63泛子化”技术，这些选择无法简单用经济理性解释。当美国华裔学者43％考虑回国发展时，显示的是文明根脉与学术理想的双重召唤。

这种文化向心力正在产生外溢效应。德国海德堡大学能源团队已经主动寻求与合肥科学岛共建联合实验室。中国特有的“家国情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交织，正在创造新的国际科研合作范式。正如钱学森先生创建的中科大近代力学系，历经六十年发展仍保持“顶天立地”的学术品格，这种文化基因的延续力，正是人才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美人才流动的态势转换，本质上是新质生产力解放能力的较量。实践显示，当制度安排、市场需求与文化认同形成协同效应时，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及人才创造力将呈现指数级释放。

为人才创更好价值实现环境

美国政府当前面临的困境，以及由此采取的措施，恰如英国十九世纪《旅客法》试图阻止技术扩散，最终反促成美国制造业崛起的历史重演。而中国依托“双循环”格局构建的人才生态，既保持开放又筑牢根基，通过契合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需求，爆发出了强大的吸引力。

在这场静悄悄的革命中，决定性因素已不再是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谁能为人才创造更好的价值实现环境。这种由制度优势转化而来的人才优势，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动能，也为人类科技文明进步开辟新的可能路径。

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已然加速。从剑桥到合肥，从硅谷到深圳，人才迁徙的轨迹正在书写新的文明叙事。在这个叙事中，中国展现的不仅是硬件投入的力度，更是制度创新的深度；不仅是市场规模的广度，更是文明包容的温度。当世界逐渐理解这种“政策—产业—文化”的协同变革时，一个更具活力的人类创新共同体图景正在东方地平线上显现。

（作者系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